行為的秘密：每個行為都是一個事件

當聯結主義險些被行為主義(只關注研究行為，無視意識。現為新行為主義)拖下懸崖的時候，是老對手計算主義拉了它一把。假如沒有計算主義的幫助，學者們可能仍然會像斯金納那樣，對人腦中1011個神經元是怎樣聯結的問題漠不關心。而有了計算機科學，認知科學家就可以模擬人腦的認知過程，也就是通常所說的人工智能。例如建立“神經網絡”(neural network)這類模仿大腦結構和功能的計算模型，以此來檢驗各種有關人類心靈的理論。

無論人工智能方面的著作多么浩繁，都少不了瓦倫蒂諾·布瑞滕堡(Valentino Braitenberg)的名字。他是德國馬普生物控制論研究所的專家，設計了好些簡單且巧妙的計算模型，來幫助人們理解認知與行為的關系。其中最著名的就是“布瑞滕堡生物”。

布瑞滕堡設計制造了兩輛外觀一模一樣的小車，來代表兩種最原始的生物體。這種小車結構非常簡單，四個輪子，車頭上有左右兩個熱源感受器，連接在兩個后輪上，能夠刺激輪子轉動。其中一個小車d的感受器與后輪交叉連接，另一個小車B則是非交叉連接。當小車接近同一個熱源時，由于更靠近熱源的感受器所驅動的輪子轉的更快，結果使得小車d會不懈的趨近熱源，而小車B則總是回避熱源。

就這樣，兩輛外表完全一樣的小車，卻因為驅動線路的連接方案不同，表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行為?？墒牵偃缢鼈兪莾煞N原始的生物體，而我們不知道它們只是像小車那樣，簡單地改變了連接方案，我們會不會以為其中一種生物體“熱愛”溫暖，而另一種“害怕”溫暖呢?我們會不會進一步猜測，那個熱愛溫暖的生物體有著某種趨近熱源的“本能”，而害怕溫暖的生物體可能存在被熱源灼傷的“經驗”呢?假如弗洛伊德(Sigmund Freud)還活著，他一定會被布瑞滕堡小車驚出冷汗。

當然，這個極其簡單的模型對斯金納的打擊更大。通過這個模型，布瑞滕堡提醒行為主義者，僅僅關注環(huán)境的刺激，或者觀察行為本身不能有效地解決問題，因為一個生物體內部的微小改變就可能引起外部行為的巨大變化。

所以生物學家弗朗西斯·克里克(Francis Crick)坦率地把行為主義興盛的那段歷史稱為“不幸的”。他認為，觀察外部行為的方法固然可取，可是假如人們只是背著手，不愿打開“電腦的機箱”，去看看大腦內部的運轉情況，那就顯得太傻了。在《驚人的假說》一書里，他的結論是：所謂意識，包括自我意識以及自由意志，都是大腦中一大群神經元及其相關分子展開的集體行動。

但是就像布瑞滕堡提醒的那樣，徹底還原論同樣解決不了問題——把一切復雜的事物化約成各個組成元素，有時候利于描述和理解，但有時候過于機械。我們可以通過觀察和實驗了解神經元的突觸、棘突以及功能，神經傳導中的電化學反應等等，但是恐怕離事實的核心還很遙遠。計算模型的局限性也是一望可知的，因為它無論多么復雜，都是對大腦的極端簡化。一個人可以在他的腦海里飛快地構想從未經歷的虛幻圖像，譬如一只淡藍色的百足章魚駕駛著奔馳跑車姿態(tài)優(yōu)美地飛躍瞿塘峽。可是，再細致的觀察，再精巧的實驗，再相似的模型，都沒辦法完整地解釋這一圖像的創(chuàng)造。

這就要求我們必須用一種綜合的眼光看問題，把人類置于時空流變的背景中來考察。既要考察生理結構，也要考察心理變化;既要觀察個體行為，也要觀察群體行動;既要檢視靜態(tài)的元素，也要回溯歷史的影響。尼采(F.W.Nietzsche)曾經說過，每個事件都是行為。(《權力意志》)這話倒過來也成立，每個行為都是一個事件。而一個事件的發(fā)生，顯然是諸多條件共同激發(fā)的結果。

因此克里克建議，要探索行為的秘密，首先必須回顧發(fā)生于四五十億年前的那個震撼事件，即地球生命的出現。他感嘆道：“一個誠實的人，不管知道多少，也只能說生命的起源幾乎是一個奇跡，因為有多少條件需要達到啊!”的確，生命的條件極其復雜：大氣、水、火山、雷電、紫外線等等，在這些必不可少的要素之間，仍然需要想像、概率、偶然等詞匯予以填補。從這個偉大事件中找出所有原因幾乎不可能，不過假如我們把這個事件看作一次巨大的行動，卻能夠找到這個行動的主體，或者說“當事人”。如今大家很清楚了，這個主角就是克里克和詹姆斯·沃森(James D.Watson)等人發(fā)現的一種大分子，名字叫DNA(脫氧核糖核酸)。

DNA是地球上一切生命的基礎，而它的自我復制行為，是地球上一切生命行為的基礎。進一步講，DNA的復制行為體現出來的特征，無論多么原始多么粗陋，它仍然稱得上“自主性”或“能動性”(agency)。而這種自主性，正是生命與非生命的最大區(qū)別，它構成了這個世界上意義與意識的基礎。如果我們在討論人類意識與行為時，竟然把這一確鑿無疑的事實排除在外，那將是不可思議的。

打個比方，把變形蟲放進培養(yǎng)基里，它們的行為并非隨機的。變形蟲總會趨向培養(yǎng)皿里營養(yǎng)豐富的一端，而遠離有毒的一端。這種趨利避害的行為就是自主性行為。從DNA到原核細胞，再到真核細胞，從病毒到細菌，再到植物、動物以及人類，自主性行為貫穿于遠未結束的生物演化過程。慢慢的，一億年兩億年，五億年，生命開始有了回應環(huán)境的開關功能，有了代謝系統(tǒng)，然后是免疫系統(tǒng)、體液和神經系統(tǒng)等等，一直演變成高度復雜的生物體。同時在這一過程中，自主性也在不斷強化、分化、細化、結構化和網絡化，直到演化出了高級的“意向性”(intentionality)，足以讓大多數生物體成為“意向系統(tǒng)”(intentional systems)。

所謂意向性，其實就是指向性。一些哲學家，例如約翰·塞爾(Joho R.Searle)認為，它是人類意識的一部分，是涉及或關聯到外部環(huán)境的一種心理狀態(tài)或能力(《意向性》)。譬如一個人相信明天會下雨，或者擔心末班車已經開走了，這樣的心理狀態(tài)就是意向狀態(tài)，而這類相信或擔心，就可以叫做意向性。

但是我們也要看到，意向性未必是人類獨具。一個生物體具有指向某個對象的狀態(tài)或能力，一定程度上也可以稱作意向性。至少，很多生命，包括變形蟲在內的生物體，只要它們具有自主性，就會產生類似于意向性的東西。而任何具備自主性的生命，只要能夠從意向性的角度來解釋和預測，都可以叫做意向系統(tǒng)。人類的獨特僅僅在于，我們的意向系統(tǒng)更加復雜而已。

回頭再想一想那兩輛布瑞滕堡小車。如果它們是真實的生命，那么依據行為，我們可以判斷其中一個具有趨熱的意向傾向，而另一個具有避熱的意向傾向。當然，我們分明知道，它們不是生命，表現出來的意向能力和狀態(tài)，都是設計的結果。反過來講，如果說每個生命都是大自然設計的結果，那么人類這種高度復雜的意向系統(tǒng)到底是如何設計出來的呢?

看來，我們有必要繼續(xù)用演化論(theory of evolution)的視角來探究意識問題。